近年来，一些层次很高、规模很大的书法展览会的展品和有关书法出版物，不断被赝品、伪作和错讹问题所困扰，甚至因此而引发了诉讼。是有关组织人员和编纂者的素质问题，还是欣赏者的鉴赏水平问题？不管是什么问题，都是一个关系到中国书法艺术之前途的问题，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最近，一位读者在给本报的来信中称：“当前一些大型豪华的书法作品出版物，多有伪劣赝品充斥其间。如青岛出版社的《巴黎现代中国书法艺术大展作品集》，20件当代已故名家作品有一半是伪作。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已故著名书法家作品集》，赝品之多，令人惊讶。这都是1999年的出版物（本报记者按：《已故著名书法家作品集》实为1998年出版）。另外，荣宝斋出的多卷本《中国书法全集》（已出30余卷），粗制滥造，错讹多得惊人，也有伪作充斥……”
这位读者在信中所提到的“书法作品出版物”究竟是些什么书？其质量究竟怎样？是否真如这位读者所言“多有伪劣赝品充斥其间”、“错讹多得惊人”？
“打假”所指的三本书法出版物均是层次很高，有关评价也很高的作品。
1998年2月10日，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书法家协会联合举办的“中国二十世纪书法大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这次大展共由四个部分组成：二十世纪已故著名书法家遗作展、当代中国书坛名家作品展、全国第七届中青年书法篆刻家作品展和全国第四届篆刻艺术展。大展共展出本世纪共5代、1056位作者的书法篆刻作品1100多件，其中有不少是公私收藏者提供的藏品。大展吸引了包括上至党和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的书法爱好者的成千上万的观众。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人民日报》和《人民日报》（海外版）、《新华每日电讯》、《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美术观察》、《书法报》、《书法导报》、《中国书画报》等多家新闻单位和专业媒体做了大幅报道，其规模之大，规格之高，可谓空前。半年之后，河北教育出版社将“中国二十世纪已故著名书法家遗作展”的展品收录在一起，出版了《已故著名书法家作品集》。
1998年12月，由中国书法家协会与法国巴黎索尔邦大学远东研究中心联合主办，法国书法家协会协办，巴黎市政府等为后援的“巴黎现代中国书法艺术大展”在法国首都巴黎举行。这次展览展出了包括从“二十世纪书法大展”中精选的20余位已故近现代书法大家的代表作品，以及70余位当代书法名家的最新作品。展览在巴黎引起了极大轰动，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法国总统希拉克还分别为此次大展题了词。次年，青岛出版社将此次大展展出的作品编成《巴黎现代中国书法艺术大展作品集》出版，八开彩色精印、中法两国文字对照。
《中国书法全集》则是由多位当代书法界名流和学者参与编著、荣宝斋出版社出版的一套大型的、系统的书法巨著。全书拟定出版108卷，到目前为止，已出版了30多卷。对于这套巨著，原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办公室主任许逸民评价道：“《中国书法全集》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它规模的空前巨大和体例上的极度完善。每一分卷中既有作品，又有评传、考释，还有作者的生平事迹年表，甚至还附有书家的行迹地图等。显然，《中国书法全集》不是一般性的欣赏读物与图录，而是经过深入研究，有时代高度的成果汇总，学术性非常强。”原上海图书馆馆长、当代书法名家顾廷龙也认为：“《中国书法全集》的编撰与出版，填补了中国书法史上的空白。”
署名为“毛泽东”的三幅作品被指为伪作，多位书法名流参与编撰的《中国书法全集》据称竟犯有“常识性错误”。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已故著名书法家作品集》、《巴黎现代中国书法艺术大展作品集》以及《中国书法全集》这三种书无论是从艺术价值来看，还是从学术价值来看，在当今书法界的地位应该是很高的。但就是这三种价值不斐的书在出版过后，却屡次遭受到读者的批评。读者的意见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书中收录的作品的真伪提出质疑。《已故著名书法家作品集》中刊出了两幅由蒙山人提供的、署名为“毛泽东”的作品：《七律·长征》和杜牧诗一首《清明》。毛泽东的《七律·长征》书于1962年4月20日，“是毛泽东的草书代表作，传遍了千家万户，印制在各种器物上，流走海内外”，特别是在“文革”期间，更是家喻户晓。评家认为，“这卷书作，似用兼毫所写，骨气洞达，豪迈超逸，遒美之至”。但《已故著名书法家作品集》中的那幅由蒙山人提供的同名作品，虽然也标明书于1962年4月20日，作品格式也同为横披，但《书法报》读者蒙园人却指出：它“虽然力求与毛书形似，却完全不具有前者娴熟的草法和天马行空的气度。它点画迟疑，缺乏自信，字间不贯气，显得松散。行间拥塞，行气不畅，有些字根本不合原作者的书写习惯”。最后，蒙园人质问道：“像这样的作品，能归入20世纪草书大家毛泽东的名下吗？”
对于《已故著名书法家作品集》刊出的另一件作品——《清明》，蒙园人将之与《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文物出版社、档案出版社1984年版）中刊出的同名作品进行了比较。他认为，作品集中的《清明》一诗，“笔迹粗看虽然和原件如出一辙，但细察其使转处，则不如原迹自然、果断。当是将原迹放大之后再套上宣纸勾描填墨而成……一对照便十分清明，伪迹还多出了署款。”蒙园人得出的结论是：作品集中的《清明》“也是一件伪品”。
其实，对于《七律·长征》的真伪，早在《已故著名书法家作品集》出版之前，“中国二十世纪书法大展”结束不久，1998年5月29日的《珠海特区报》就刊登了由苏华撰写的题为《唐步田指陈〈二十世纪书法大展〉展出的毛泽东＜七律·长征＞手迹是赝品》的文章。之后，《书法赏评》1998年第4期又刊载了一篇《世纪末的错误——毛泽东手书巨幅横卷〈七律·长征〉真伪辨》。作者龙鸿“将原作与展品细较”，认为“二者在笔法、字法、章法乃至意境的创造等诸方面，均有出人意料的距离和差异”，“展品不过是毛泽东1962年4月20日所书《七律·长征》横卷并不高明的临作而已！”
《已故著名书法家作品集》中与毛泽东相关的两幅作品《七律·长征》和《清明》均遭人非议，而《巴黎现代中国书法艺术大展作品集》中唯一一幅署名为“毛泽东”的作品《清平乐·六盘山》也难逃“噩运”。不久前，十位文化界名人联名举报这三幅作品均为伪造的毛泽东手迹，它们都是描摹《毛泽东诗词手迹》、《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等书中的作品，甚至连年月日都照搬不误。是为“毛泽东书法伪迹事件”。
对于《中国书法全集》中的作品，也有读者提出了疑问。在1999年7月19日的《书法报》上一篇题为《缶庐作品孰真孰假》的文章中，作者吴邦志通过对刊登在《中国书法》杂志1999年第1期，选自《中国书法全集·吴昌硕卷》的吴昌硕隶书“奉爵称寿，雅歌吹笙”联和上海《书法》杂志在1984年第5期于封底刊印的同样内容的署名吴昌硕的隶书联的比较，发现两幅作品虽然“粗看极相似”，但“仔细一比较即可断定不是同一作品”，对此，吴邦志疑虑丛生：“两幅作品都是真的么？或孰真孰假？”
二是对书法出版物的编写质量颇感担忧。这集中反映在《中国书法全集》一书上，不少读者认为《中国书法全集》中对书法名家作品的考释存在许多错漏之处。吉林大学古籍所的王焕林在看完《中国书法全集·李邕卷》中的《张庭?墓志》考释之后，认为“编纂之一赵雁君先生所作释文，至为粗糙，计有脱文、误字、错断诸疏漏数十处”，如将“则有命代之杰，生人之秀”误为“则有命代之。杰生人之秀”等等。王焕林将“赵释之误，条陈如次”，共计39处。
在1999年8月9日出版的《书法报》第3版上，同时刊载了四篇有关《中国书法全集》的书评文章。其中，《释文正误》一文列举了《中国书法全集》34卷499页和62卷626页上的，被作者殷宪视为“低层次的错误”有多处。赵峰则以“惊人的粗制滥造”为题评价了《中国书法全集·邓石如卷》，赵峰说，“翻阅之下，实在令人吃惊。这样一本学术性的书，其编写的粗制滥造，实在让人不敢相信。”他认为该书“以《作品考释》部分问题最为严重”，“一篇仅245字的《梅国记》，错释者竟有20余处，实在可笑。”视《中国书法全集》为“镇柜之物”的读者王明华在“仔细对读”《中国书法全集·邓石如卷》67件作品中的前50件作品“考释”之后（王明华云：“余下的17篇‘考释’，打死我也不去读它！”），略一统计，发现共有23件作品“考释”有错误，最少是1处，最多的将近40处，他还将这些考释错误列成表格附在文后。
对于书中存在的问题，读者的批评均颇为尖锐。赵峰把出现释文错误的原因归结为：“既有主观上的疏忽大意，不负责任，也有客观上的识字不多，不通文理”。“看了这样一本粗制滥造，不负责任，而又冠以‘中国书法全集’这样一个堂皇名称的出版物，实在令人无法缄默。”殷宪认为，该书的的一些疏漏之处实在是“低层次的错误”，它们有的“完全是粗枝大叶所致”，有的犯的甚至是“常识”性的错误。“这种低层次的错误出现，不能不使人怀疑编著者是否真有完成此类大型书法艺术工程的能力。”王明华说：“如此多错多漏的文字，又何必印入书中，坑害书法消费者而又浪费纸张？”
毛泽东手迹伪作问题至今晦暗难明，而《中国书法全集》的疏漏之处有关方面则表示将“引以为戒”。
《已故著名书法家作品集》和《巴黎现代中国书法艺术大展作品集》两书收录的均是有关书法大展的展品，读者对两书所收作品之真伪反响如此强烈，应该说，有关书法大展的组织者也是难辞其责的。那么，有关书法大展的组织者对伪作问题又有什么反应呢？在“中国二十世纪书法大展”学术报告会上，大展组委会以及书法界名流如刘正成、蔡祥麟、陈振濂、石开等人曾就大展中展出的已故著名书法家作品中是否有伪作等问题，分别作了回答，但具体情况如何，不得而知。直到不久前，十位文化界名人联合举报署名为“毛泽东”的三幅作品均为伪作，此事才微微透出一点消息，才让人不得不相信伪作问题确是空穴来风。但此时二书均已出版，想作任何处理已经来不及了。对此，蒙园人直言质问道：“是办展者故意将国人幽一默，还是编辑出版者喜欢上演‘弄假成真’的戏？怎样清清明明地步入二十一世纪的‘杏花村’呢？蒙山人先生两件藏品的‘成功’展出和出版，真叫读者‘欲断魂’，怎不引起我深深的遗憾和忧思？”
如果说《已故著名书法家作品集》和《巴黎现代中国书法艺术大展作品集》中是否真有伪作至今还有些晦暗难明的话，那么《中国书法全集》的错讹问题则是板上钉钉的事。对此，该书多位编纂者也坦率承认，并且早就引起了重视。
1995年10月下旬，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就《中国书法全集》的编撰工作，与荣宝斋出版社共同召开了五位著名学者（即顾廷龙、季羡林、冯其庸、李学勤、金维诺）座谈会。之后，《中国书法全集》的编撰人员结合几位学者的谈话，在一起总结了经验，探讨了得失。编纂者之一曹宝麟说：“先前我编《米芾卷》的时候，虽然也非常认真，但严格地讲，这一卷的考释还有许多地方是值得推敲的。现在编《北宋名家卷》情况就好多了，因为无论是经验还是相关的知识上，都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提高。”他还指出：“从《中国书法全集》已出版的前20多卷来看，学术水准是没有问题的，但在校对、图版等技术性的地方还应更仔细一些”。另一编纂者王澄也认为：“从已往出的20多卷全集来看，无论出版质量，还是研究的深度都是比较高的。当然，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包括我编的那一卷。”
1999年4月，苏州读者李鹤云致信给《中国书法》主编、《中国书法全集》主编刘正成，就《中国书法》1999年第1期刊登的选自《中国书法全集·吴昌硕卷》的《吴昌硕作品考释七则》一文中的许多问题提出批评和商榷。刘正成在回信中承认有些考释存在疏漏之处，并表示“实堪引为教训”、“应引以为戒”等。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故著名书法家作品集》和《巴黎现代中国书法艺术大展作品集》已经出版了，即使其中真有伪作，也只能作为一个教训让后来者引以为戒了；而《中国书法全集》还有洋洋洒洒70余卷待出，为中国书法事业计，为读者计，今后编纂者亦应引前车为殷鉴，黾勉从事，以确保图书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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